玉树灾区身心问题对治的现实基础和未来需要(四)

宗教影响及其有限性


曾经进入过藏区，尤其是在玉树灾区工作过的人无一不对藏传佛教对藏区人民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印象深刻。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全部都在“佛光普照”之下（可参考《人生朝圣路》（上中下）相关内容），所以我把宗教的影响与心理等分解开，在灾区的背景下单独来阐述。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影响，一方面是其有限性，因为身处其中的人们以及外围的藏传佛教信徒很少考虑有限性的情况，而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所以我想把重点倾向于这个方面。


宗教影响


宗教影响是一个非常宽泛，短时间无法全面阐述清楚的大课题。我这里只是以灾区为背景，针对灾难因应和灾后帮助这个具体方面来谈。


若以时间为线索，宗教力量在灾难后的一系列影响似乎更容易理出脉络，也容易为区域外的人理解。我尝试分为地震突发时的救援、七七四九天超度、具体支持、常态影响几个阶段来简述。


地震袭来，应该说僧人成为十分重要的救援大军，起到的作用是超乎寻常的，虽然后来与一些寺庙主持和活佛交流时，他们都那么谦逊地说“寺庙和僧人不同世俗，能力有限，也帮助不了太多…”。其实，在寺庙一样受损、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僧人们还是十分迅即地投入到整个灾区的废墟救援、为遇难者诵经度亡和赈灾救济，并成为唯一的“全能”救灾群体。


废墟上，一片片红色僧衣，一块块建筑残渣通过一双双手传递，一个个被埋的人挖出来，然后，受伤的送去救治，遇难的马上有僧人开始念经。做好亡人的事情是藏区的最重要事，此事只有僧人能够做到，而玉树地震，这件事僧人们从挖尸体到念经度亡以及最后的葬仪，可以说竭尽所能完成的井然有序，深刻的影响了遇难者亲人和受灾群体。记得，那些日子，太阳没有出来，街头一条长长的红色队伍便出现了，每个僧人肩扛一把镐头等工具，方向是废墟。而很多人群聚居区和主要街头都有寺庙或活佛组织僧人发放食物，发放药品，煮茶等的临时赈灾点，最初到玉树的日子，无处吃喝，我本人也得到了他们很多帮助，别说受灾的人们。我到玉树的17日是集中火葬遇难者遗体最多的日子，那过程与场面就是一个无比悲壮，但绝对是庄严肃穆的特殊的集体度亡大法会，让人们在瞬间天灾后短暂的无助中体会到人心的力量和作为人的尊严感与存在感，以及某种程度的掌控能力。


此后，遇难者的家人陆续为自己的亲人做力所能及的七七超度。地震后，十天左右时间里，我一边忙其他事务，一边与负责遇难者死亡证明的相关人员合作，尽最大努力整理遇难者名单，并集中发送西藏的名寺与活佛，请他们为亡者念经超度，在一定层面安慰了遇难者家属。


等到一些基本情况稳定以后，寺庙也在逐渐适应新的情况，并努力开始恢复日常的宗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完全放下灾区的事务。寺庙和活佛采用各种方式照顾孤儿，以及特殊情况的孩子，从生活到学习。有能力的寺院会明确自己或捐助学校重建或组建孤儿院等意向。有影响力的活佛会直接到灾区组织大规模的法会，满足人们对宗教的种种需要。


更长的时间过去了，灾区秩序和日常生活有所恢复，宗教对灾民的影响也更趋向日常影响。比如，活佛答复一个伤员关于选择如何医伤的问题；活佛建议一个伤员使用何种药物；僧人应请去老乡家里做法事；特殊日子日常宗教礼俗的恢复等等。以七七超度为例，家人在七七四十九天里，完全信守奉行宗教仪轨，不换衣服、不洗身体…在家里做法事的同时，每天去嘛呢经城转经，即使身体不支，甚至生病或经济危机也会努力坚持完成。


以上，只是对宗教影响的简述，若想述说完全需要很多文字和篇幅，也非我能力所及。但是，我私人认为，玉树地震，从救援到度亡，从应急到日常，除了宗教力量，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者团体可以完全没有障碍的做到；玉树灾区，宗教群体创造了民族宗教地区灾害救援的一个宝贵先例。


宗教的有限性


在重视并有限利用宗教方面力量的同时，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有效开展，我一直在思考宗教的有限性问题。因为若把宗教影响全能论或过于神化所产生的效果与把宗教妖魔化是一样，有利的事情可能反而会转成不利，原本良好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这个问题，我想根据实际体验和感受，从基本生存保障和基本精神需要两个方面来阐述。基本生存保障中以物质和医疗两个方面为主；基本精神需要以人际交流和信息、娱乐的需求为主。


藏传佛教在玉树的普遍深入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不是全能的。在基本生存保障完全丧失或只有微小恢复的情况下，这方面的需要与满足是摆在首位的。地震初期，基本生活物资的缺乏和缓慢满足，让很多受灾家庭处在无助与不安中，他们会抓住一切可能为自己和亲人的生活物资而努力，从几岁的孩子到近百岁的老人无一例外。一箱方便面、一块茶砖、一袋糌粑、一根火腿肠…为之，他们可以一直在街头等待，或追着发放物资的汽车跑很远的路，以至出现被汽车碾压的情形。这个阶段，宗教仅在为伤者祝祷、亡者度亡层面起着一定作用。物质需要是绝对的生活中心。


在基本生活物资逐渐满足的同时，基本医疗需要的满足成为生活的另一个重心。灾难发生后，除了严重的伤亡，还带来身心层面各种反应，包括躯体疾病和心理应激反应。在志愿服务提供更多医疗可能的情况出现后，医疗需要被超常的表现出来，医疗点从早到晚排着长队，一天甚至接诊近万人次。其中有震前既有疾病、震后出现的外伤或躯体疾病、身心混合的异常反应等。这种情形，除了躯体创伤或疾患的实际需要外，可能存在潜在的心理需要，那就是获得外在的帮助与安慰克服内在的恐惧与无助。而这时，宗教需要是处于次要位置的。即使经过了很长的恢复期，宗教影响已经日常化，如果遇到危及生命安全的疾病和意外创伤，很多患者出于生存的本能，还是会首先迫切求助与专业的医疗帮助和手段，在基本情况清晰，进入系统救治阶段后，才会明确地转向宗教影响，但疾病诊断与救治依然是最重要的。


在基本生存保障受到巨大威胁和危机重重的情况下，宗教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基本生存保障得到满足，甚至生活十分富足，以至精神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宗教需要会受到超乎寻常的重视，可能出现宗教全能的倾向。但有一种例外情形，那就是主要家庭成员遇难，一类是除了作为家庭核心的夫妇幸存，其他家庭成员全部遇难的情况，有些夫妇会选择完全投入宗教活动，比如挖玛尼石、转经等等。一类是很多丈夫与孩子遇难的年轻女性则选择去寺庙出家做尼姑。


不过在玉树存在略为复杂的情形，就是中学生这个群体，既有一定教育基础又不同程度接受了外界各种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现代消费意识、现代生活习惯，也有其他宗教内容，这个群体的宗教意识和对宗教的需要会表现的十分薄弱，模糊不清。


基本生存获得必要的保障以后，基本精神活动的需要会被凸显出来，很接近心理需求，但更宽泛与复杂。首要的，就是无论哪个层面的人群对于人际交流沟通的需要，聊聊天，述说一下自己的境遇，被关注，被关心，被接纳，被尊重…等等。通讯工具的重要性显示了这种需要的被重视程度，首先是亲朋间，其次是邻里间，然后再到受助者与助人者之间。当一个中学生一个月的电话费以几百元计的时候，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需求。而此种情形里，宗教需要和影响是非常微弱的。


此外，还有信息和娱乐的需要。除了通讯方面的信息满足，还有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来满足的对于外部世界更多了解的需要。以及主要通过电视来满足的对于娱乐的需要。这个需要贯穿地震发生至今的全部阶段。宗教影响只在家庭出现人员亡故、宗教纪念日、活佛大法会的日子才凸现出来。


当然，除了这些需要外还有很多方面，我只是以点带面地来简述，希望更多的外来援助团体和人员能够在重视宗教影响的时候，也同样考虑宗教的有限性。不要因为发现宗教的普遍深刻影响而失掉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产生无能感、无力感，以至放弃必要的努力和服务；也不要因为发现了宗教的有限性，借以以偏概全，甚至否定宗教力量和宗教影响的重要性，以达到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目的。更有甚者，以突发灾害后引发的短暂情形攻击藏传佛教的某些层面，达到宣传其他宗教的目的，这在灾难救援过程中，似乎都不是可取的。关于助人者，我将在下一部分“助人者的动机与行为”中加以必要的阐述。


转载自：
孟凡龙老师
于二月二十三日在博客上载的文章